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建成?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策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集权制度下,权力与商业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笔记赏析感悟
以中国人的聪慧勤勉,擅长经商的自然不在少数。然而历史的一个循环是,商人一旦积蓄起财富,便往往被国家以“均贫富”的名义“合法抢劫”,生杀予夺总在顷刻间。至于盐铁等暴利产业,或是由国家直接垄断,或是必须拿到国家特许才能经营;于是商人往往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精力打点政府关系,或干脆直接成为官员。加之儒家传统对商人极度轻视,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下,商人从未获得过真正的安全感与尊严感。费正清的一句话读来甚是凄凉:“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在这样一个自秦汉以降,中央集权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我们看到一位位志士主持“变法”,从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到王安石,其经济思想一脉相承,核心却脱离不了与民争利。每个朝代自建立伊始,便往往陷入宽松——过度——管制——凋敝的轮回,两千年的历史呈现惊人的相似性,这个国家从未能够探索出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在我看来,《浩荡两千年》不只是经济史,也是国运史。在书的第一部,我们震撼于从春秋至魏晋间一个集权帝国的横空出世;在书的第二部,我们自豪于从隋唐至宋元间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这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而在书的第三部,我们痛心于中国的封闭,当西方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中国只是执拗地背过身去。当统治者认定维稳压倒一切,几百年间一成不变地要求人民“男耕女织”;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民从未意识到他们的私产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当现代民主法治从未萌芽,国家对人民毫无契约精神……生产关系的落后,终于导致了生产力的落后。相对于西方现代科技的愈加发展,明清时代的中国实际上是愈加倒退,离世界愈加遥远。缠绕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官商经济,可以说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了。那么两千年之后的今天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