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陈旸主持编纂的一部关于音乐的百科全书。

陈旸精于乐律，参加神宗至哲宗时“升之文馆”的《乐书》编纂，后主其事。该书200卷，目录20卷。前95卷摘录《礼记》、《周礼》、《仪礼》、《诗经》、《尚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等书有关音乐的文字，为之训义。后105卷为乐图论，论述十二律、五声、八音(乐器)、历代乐章、乐舞、杂乐、百戏等，对前代和当时的雅乐、俗乐、胡乐及乐器均有详尽说明。乐器图取自散佚少见的《唐乐图》、《乐法图》、《律书乐图》、《大周正乐》、景佑冯元《乐记》等，可谓当时音乐的百科着作。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200卷《乐书》稿成。崇宁二年（1103年），《乐书》正式进献宫廷。陈旸死后，《乐书》由其后人陈侯歧首刻于庆元六年（1200年）；有元至正七年（1347年）福州路儒学赵宗吉刻本、明递修本、清光绪二年(1876年)方睿重刻本，并被收入《四库全书书目提要》。

着名学者钱穆先生指出，“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中华礼学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于去古日远，且礼经特别是仪礼部分“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致三礼之学日渐式微，一度被学界称为“绝学”。礼学各种典籍逐渐散乱，且礼学文献由于散见于各种不同古籍，一直没有作过全面的辑录彙编，许多古籍处于濒危状态。正是有见于此，我国着名礼学专家沈文倬先生于2000年前后即提出“编纂整理礼学典籍，为中华礼乐传薪火，为中华后人留记忆”的礼学文献编纂倡议。沈先生的倡议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回响，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将其提为重点研究方向，先后历经近十年论证研究，于2010年底，浙江大学古籍所集全所之力完成了基础性的调研工作，编纂完成《中华礼书总目》，完成了对我国现存礼学文献的摸底调查，正式命名礼学文献整理项目名称为《中华礼藏》，并组建成立项目编纂委员会和专家顾问组等相关编纂机构。

本丛书学术价值如下：

（1）《中华礼藏》是继《中华大藏经》、《中华道藏》、《儒藏》、《子藏》等大型丛书之后，又一次对中华文化典籍的大规模、高起点的整理出版，填补了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历史空白。全球有数以千计的“礼”类的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但至今并没有作全面调查、总结和分类整理，同时随着时间流逝，有些典籍散见于各种丛书和收藏之地，面临散佚甚至濒危，从保持古籍的角度考虑亦需要整理出版。

（2）《中华礼藏》项目我国迄今为止第一次对中华古代传统礼学文献进行的全面整理出版大型工程，开拓了传统礼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华礼藏》的编撰出版，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礼学研究，是传统礼学研究的当代延续，某种程度上提出了“新礼学”的概念，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整理，且突破了将“礼”局限于“三礼”之学的认识，“新礼学观”以礼乐核心价值为标準，包含了“尊重人”、“以人为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等理念，涵括了中国古代一切制度、秩序、观念，在文献的分类、学科体系等方面也都有所突破。

（3）《中华礼藏》的编撰出版，在为传承、研究中华古典礼学提供了完备的、科学的、规範的基础文献的同时，也为当代及后世保存了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项目包含近2万张的各类“礼”类图片，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礼学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丛书出版后将残生积极的社会效益，略陈如下：

（1）为文化重建提供文献依据。《中华礼藏》整理出版，隐合对中国当代对“礼”文化在民间及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与需求；当今社会的人文与道德重建需要古典智慧并与传统对接，从建设和谐社会、文化大国根本目的角度，也需要礼、乐文明的支撑并对其进行宣传和推广。

（2）为民族国家认同提供思想资源。传统中国通过修撰礼典，使仪式标準化，将标準化的仪式推广至各个地方，而地方在重演国家礼典仪式的同时，也会形塑自身的标準化与认同感，从而融入整个国家中，增强国家的凝聚力。《中华礼藏》的出版可以凝鍊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流。

（3）为中国政治体制建设和改革提供传统智慧。从根本上说，礼乐文明是一种制度文明，即便如《周礼》，“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要为千秋万代立法则”（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而历代对制度文明的践行与探索，保留在各类文献之中，“国的治乱有无‘和’与‘序’，礼乐是治国的最好工具”（朱光潜语），编纂出版《中华礼藏》，可为当代制度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资粮。

（4）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礼仪典範。本书的出版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誌性成果，它的出版不单是礼文献的整理，更是中国礼乐精神的重振，是礼仪之邦的文化名片，是国家对外交流的重要视窗。

陈旸(1064~1128年)，字晋之，闽清县人。宋绍圣元年(1094年)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及第，授顺昌军节度推官。陈旸精于乐律，参加神宗至哲宗时"升之文馆"的《乐书》编纂，后主其事。该书200卷，目录20卷。前95卷摘录《礼记》、《周礼》、《仪礼》、《诗经》、《尚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孟子》等书有关音乐的文字，为之训义。后105卷为乐图论，论述十二律、五声、八音(乐器)、历代乐章、乐舞、杂乐、百戏等，对前代和当时的雅乐、俗乐、胡乐及乐器均有详尽说明。乐器图取自散佚少见的《唐乐图》、《乐法图》、《律书乐图》、《大周正乐》、景佑冯元《乐记》等，可谓当时音乐百科着作。陈旸主张乐以太虚为本，声音律吕以中声为本，而中声又以人心为本，认为古乐之发，中则和，过则淫。反对使用"五声"以外的高低音和变化音，为宋代宫廷雅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进《迓衡集》，以劝导绍述，得太常博士，迁秘书省正字。是年，200卷《乐书》稿成，荐升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评礼乐官。崇宁二年(1103年)，《乐书》正式进献宫廷，进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政和初(1111年)，"坐言盐铁利"，忤旨夺职。政和三年(1113年)回闽。不久平反。卒后入祀乡贤祠。《乐书》由其后人陈侯歧首刻于庆元六年(1200年);有元至正七年(1347年)福州路儒学赵宗吉刻本、明递修本、清光绪二年(1876年)方睿重刻本，并被收入《四库全书书目提要》。还着有《礼记讲文》10卷、《孟子解义》14卷、《北郊祀典》3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