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 1916年4月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4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硕士）。1942年-1964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现属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研究人才。1987年至2005年任国家图书馆。现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作为学术界的代表，当选为第4、5、6、7、8届全国人大代表。主要着作：《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着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等。主编：《中国哲学史》（4卷本教科书）、《中国哲学发展史》（7卷本，已出版4卷）、《中国佛教史》（8卷本，已出版3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106卷）等。

中国汉代开始採用选举制。地方官员选拔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民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古代选举制，是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作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众多世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世族拥有强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都可以应试。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从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科举制经历了好几百年后，到明、清两朝，政府开始推行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开始，培养自己的研究生，为国家各个岗位人才储备干部。“文化大革命”，全国遭劫难，文教界为重灾区，培养研究生陷于停顿。“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国恢复了学位制度，又开始培养自己的硕士、博士，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近年来，各校招生的名额不断扩充，教师和学校争取建立博士点，布点过多过滥。博士生成绩的优劣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有些水平低的博导，给水平高的博导当学生，还未必够格。为了补救目前国家高级专业人才短缺，把培养博士生的权利由国家统一掌握起来，设立“国家博士”学位。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将是“金字塔型”的，而不是“细竹竿型”的专家。为了给广大青少年广开求学门路，国家要加大普教的支持力度，办好各省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体育馆。把办大学的钱分出一部分拨给图书馆、博物馆和科学馆。十三亿人口的大国，需要有自己的人才培养制度，有相应的教育思想和法规保障。十八、十九世纪，列强在世界争资源，争土地。进入二十一世纪，列强又增加了一项掠夺的对象——人才。人才也是资源，培养人才不光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增强国力的根本措施。“科教兴国”，是立国的根本。我们疏忽不得，也疏忽不起。本次讲座分五个问题进行论述： 1.科举制度的沿革及利弊 2.当前人才培养方法与需求的矛盾 3.当前研究生培养的方式要改变 4.设立“国家博士”的构想 5.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