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组织以外国记者为传播和影响对象的各种活动是“记者外交”的核心内容，这是狭义的“记者外交”，其定义为：一个国家的记者或记者组织，以外国记者或记者组织为传播对象，通过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手段开展的国际新闻交流活动，其主体、客体均为记者或记者组织。

“记者外交”属于公共外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与传统的“记者交流”不同

公共外交的概念来源于美国，指一国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等行为主体以向国外公众提供信息、与外国公众互动等方式影响外国公众对本国的认知、态度、行为，从而提高外国公众对本国的信任与认同，提升国家形象，增进国家利益。

为便于集中研究焦点，在此专门探讨一国记者组织以影响外国记者为主要目标的公共外交活动。近年来，各国都力争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努力赢得更多有利的声音。研究表明，由于覆盖面、接收习惯和对不同媒体信任程度的不同，客群更倾向于从自己国家的媒体获得信息，并倾向于信任本国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因此，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本国媒体尚不具备强大国际影响力和舆论引导力的情况下，发挥外国记者和外国媒体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让国际媒体帮助传播比本国媒体对外传播往往更有效果。一方面，要努力增强本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另一方面要增进外国媒体和新闻记者对本国的了解，促进外国记者和媒体更公正、全面地报导本国，无疑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更公正、全面地理解本国、评价本国。记者组织以外国记者为传播和影响对象的各种活动是“记者外交”的核心内容，这是狭义的“记者外交”，其定义为：一个国家的记者或记者组织，以外国记者或记者组织为传播对象，通过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手段开展的国际新闻交流活动，其主体、客体均为记者或记者组织。

“记者外交”的工作内容包括：人员交流缔结友谊、政策解读增进理解、信息服务提供事实、文化交流扩大影响等；

“记者外交”以促进记者和记者组织之间相互了解和理解各自国家的新闻传播理念、核心价值观、历史社会与文化、对内对外政策等为重要目标，从而区别于传统的侧重经验分享以提升业务水平以主要目的的“记者交流”。“记者外交”具有四大特点：第一，在根本上，“记者外交”服务于国家的大外交。

第二，在组织上，“记者外交”多依託于一国主要的记者组织。看似民间团体，实则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意识形态主导下，这类记者组织都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因此，“记者外交”组织大多属于半官方性质。第三，在资源上，“记者外交”依託于半官方组织，上有政策支持，下有广大新闻从业者作为潜在主体，其可利用的资源很可观。第四，在方法上，“记者外交”综合多种方式，以人员交流为主，辅以信息服务、文化交往等内容。

中国记协的对外交往实践显示“记者外交”的时代意义和借鉴作用

</strong>长期以来，在中国与国外新闻界的交流中，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起着一定的桥樑和纽带作用。以中国记协的对外交往实践和效果为例来探讨“记者外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时代意义和借鉴作用。

中国记协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与外国记者互动：

首先是交流互访。目前中国记协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界有友好交流关係。与国外新闻组织的交流与互访，是中国记协最主要的一种对外交流方式。仅2009年，记协就接待了17批交流访华团共125人，组派了17个交流出访团以及1箇中国财经新闻代表团，出访人员100多人。接待和出访的国家遍布五大洲，取得了良好效果。

例如，瑞士是收留所谓“西藏难民”最多的西方国家，达赖又多次访问过瑞士，对中国西藏的人权等状况发表了大量言论，这成为很多瑞士人了解西藏问题、形成西藏印象的重要信息来源。显然，这样单一的信息来源会误导人们对西藏的判断，提供我方信息成为必要的应对策略。2003年，中国记协邀请瑞士新闻代表团访问了西藏，在丰富而宽鬆的採访活动中，代表团成员亲眼目睹了真实的西藏。在离开西藏时，《联邦报》总编辑汉斯·彼得说，在瑞士有人说西藏文化正在灭绝，但事实正好相反。代表团成员们表示，所谓“中国压制宗教，西藏没有宗教自由”等说法是毫无根据的。

再如，2009年7月24日—8月3日，新疆“7·5”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国记协紧急启动应急机制，邀请土耳其广播电视最高委员会成员瓦哈普博士为团长的土耳其新闻代表团一行8人来华访问。代表团进行了内容广泛的实地考察，採访了乌鲁木齐市长，亲临“7·5”事件打砸抢烧现场，走访了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医务人员和“7·5”事件受伤民众，并与当地宗教界人士进行了座谈。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中方始终以积极态度推动对话交流，坚持用事实说话。土耳其国家新闻主管机构新闻总署和各大主流媒体负责人起初是带着强烈的怀疑来到中国的，但通过实地採访和交流，代表团全体成员对"7·5"事件是一起暴力犯罪事件的性质有了相对明确的认识。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的哈桑说，实际情况与他们原来在国内得到的信息完全不同。瓦哈普则表示，他们将向土民众、官方，向世界公正报导“7·5”事件。他还在新疆电视台接受专访时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台里有专门的民族语言译製中心，凸显了中国政府对多民族文化的重视和保护，这是尊重人权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土耳其阿达纳地区记协主席卡法尔坦率地说，过去他对中国抱有偏见，认为边远地区如新疆肯定很穷。来华访问时，他还特意从国内带了罐头、饼乾、乳酪、朱古力等大量食品，生怕在中国吃不好。到了乌鲁木齐后，他没想到这里的百姓生活这幺好。

其次是记者服务。目前西方主流媒体大多在京派有常驻记者，他们是所在国涉华报导的“主力军”，他们能否客观、公正报导，与中方的工作也有着直接或间接关係。中国记协主要通过以下3种模式发挥其对外国记者的服务功能：一是定期举办新闻茶座。新闻茶座是中国记协于2008年11月创办的一项品牌活动，是向外国驻京媒体提供新闻素材及背景的主要举措。新闻茶座约每月举办一期，邀请政府官员、知名专家及学者就时下普遍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为外国记者提供了一个及时的信息服务和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同时帮助他们加深对某些重大问题的了解。开办以来，前7期先后吸引外国驻京记者、港澳台在京记者、外国驻华使馆新闻官和部分中央新闻单位记者约450人次出席。二是适时传递人文关爱及友好信息。中国记协经常不定期举办联谊、联欢以及参观採访等活动，让外国记者既可以见到一些平时不太容易接触到的採访对象，又可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真实情况。此外，记协还积极利用好记者所属国的重要节日、重点记者的生日等，专门向有关人员邮寄鲜花、贺卡或由专人打电话表示问候等，传递人文关怀和友好信息。三是不定期走访调查。在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前，中国记协通常会派人去走访调查一些外媒驻京记者的採访意向，了解其对该事件（活动）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据此提出记者接待方案的建议等。

最后是採访接待。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记协配合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北京奥组委承担了邀请并接待50个开发中国家的185名记者分3批在奥运期间来华採访任务。2009年国庆60周年活动期间，又被赋予参与接待来自亚非拉58个国家100名开发中国家新闻记者的使命。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国记协不仅派出相当数量的工作人员常驻上海，全程参与上海世博会新闻中心外国记者服务工作，并再次参与接待了约100名专程採访上海世博会的亚非拉开发中国家媒体记者。莫三比克《时代》杂誌体育部主编约瑟里诺说：很高兴中方能安排我们参观北京奥运有关活动，我希望能有机会参加更多这样的活动，因为我们可以中国为榜样学习许多东西。哥斯大黎加<共和国报>连续5天发表了社长穆涅斯采写自北京的专栏文章，谈其对北京奥运的亲身感受，盛讚北京不仅向世界传递热情和喜悦，还向世界展示美好的北京奥运和灿烂的中华文化。

当然，中国“记者外交”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如与西方国家的记者和记者组织交流虽不断取得新进展，但大多数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与一些国际记者组织的交往还比较困难；中国记者普遍缺乏对外交流经验，亟须提高对外交往素质和水平等。

自记者这个职业出现起就与外交领域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繫。有资料表明，最早向当时的美国总统沃伦·哈定建议退还“庚子赔款”的人不是在华外交官或商人，而是时任《字林西报》驻华通讯员的传教士明恩溥。他的这一建议促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批中国留学生的赴美深造。而1931年促使国联派出调查团赴华调查日军轰炸东北事件的，是美国国际通讯社记者爱德华·亨特向官方出示的炸弹碎片。如果以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为开端，外国传媒业者进入中国已近200年。其间，他们用亲身体会一方面向世界描绘中国，另一方面在中外沟通、导向舆论和影响本国对华政策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不妨提两个比较典型的“记者外交”事例：一个是前新华社记者、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联邦德国大使王殊从“无冕之王”到“外交尖兵”的传奇经历。一个是秘鲁记者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阿尔赛。1960年10月，秘鲁全国销量最大的报纸<秘鲁人报>的年轻记者阿尔赛出席了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新闻工作者会议，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新中国的记者同行——中国记协第一任会长邓拓和《今日中国》杂誌社创始人和社长金仲华等。当年冬天，阿尔赛和十几位来自巴西、秘鲁、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的记者一道，应邀来华访问，并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此后，他多次来华访问并工作，还作为特使，为1971年11月秘中两国建交做出了特殊贡献。显然，这两个事例带有明显的历史烙印，这种在特殊的年代中萌生的特殊的“记者外交”在新中国的建交史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弱国无外交”。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任何公共外交的效果，说到底都仰仗背后强大综合国力的支撑。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加强、媒体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的进一步完善、国内新闻媒体资源合力的进一步形成等，“记者外交”也必将在我国形式日益多样的公共外交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