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读后感1800字
夜深忽梦少年事
—《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与宿命感
关于《长恨歌》,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故事的内容,而是讲诉故事的时间。这是立足于现在此时对王琦瑶时代与那时的上海的回响。这回响是那样的寂静与私人,就如同流言一样,悄无声息的却又无处不在。这回响又是陈年旧物,就如已嫁作人妇的女人,十五月正圆时和自己的儿女说起,那时的上海未有这样多的人,月亮也要比现在圆好多,豆腐也还是几角钱一斤……
开卷之初,王安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弄堂,流言,闺阁和鸽子。这时叙述之繁琐,让我卒不忍睹。后来又硬着头皮看下去,才明白她要写的是上海女人和上海这座城。这时候再回过头去看那些文字,读来又是另一番滋味了。一个城市有属于一个城市独特的标志,这标志不是北京有天安门,大同有云冈石窟,除去那些地标性建筑,才是这个城市特有的味道。上海这座城,王安忆用了弄堂,流言这两个意象个人觉得再合适不过。将这两个意象放到其他地方去,都觉得不协调。这可以说是作家眼光独到之处,也是后来王琦瑶故事上演之处。王琦瑶也只能是上海精致女人的代表,而对于广大的妇女来说,最终还是隐于烟火红尘中。我个人觉得后者的归宿更好,王琦瑶之悲剧一方面在于一直求上求精不肯低伏于尘世,她所要追寻的也不过是一个知心人。她悲剧的另一方面也在于无法捉摸的命运。
我一直觉得王琦瑶的一生不是开始于她成为三小姐的那一刻,而开始于那个四十年前的片厂。王琦瑶面对着那个躺在床上的穿着睡袍的女人,觉得熟悉得可怕。作了四十年的尘梦之后,在临死时才醒悟那女人原来是自己,死于他杀。今日之情景,也不过是四十年前早已排好的戏的最终上映。原来一切,冥冥中早已注定,命运早已注定她终将成为李主任的金丝雀。而王琦瑶在命运起伏中,情绪一直未有多大的起伏,不愠不喜,超脱的好像要随时归去。可活在尘世里,不需要那么多仙气,王琦瑶只适合摆在橱窗里,而不适合过柴米油盐的日子。从这一点来看,王琦瑶是上海女人里的个例,“三小姐”也终究是上个世纪一个上海淑媛的代称。
在故事中,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到作者一直在试图摆脱宏大叙事的视角,所以写王琦瑶的时候,未涉及到她所处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而仅仅是围绕她身边发生的故事来写,这样写,情突出了,王琦瑶突出了,可众生却小了。这可以看作是对男权叙述视角的反叛,是纯粹女性的写作。从这一点上来说,《长恨歌》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其实,写上海女人与她们的爱情的还有张爱玲,初读《倾城之恋》为其才思深深的折服,逐字读来只觉得灵秀,悠扬两个字,一个句子有时就会酥到骨头里。张爱玲的文字是隔了山水的,她从庭园深闺中走出,自身又学养深厚,这些东西内化为精神外转为文字,从那时到现在,毎毎读她的文字都觉的是雾里看花,故时时能读出深意。而王安忆的《长恨歌》则给王琦瑶预设了一个不幸的人生归宿。故在欢愉时仍能感受到文字中时隐时现的怅惘情思。从开始看时,便觉得王琦瑶应该是不会有好归宿的,唯有其不幸,才能突出女性之受难。
王琦瑶之人生经历,求而不得,所求非所得,男人给她的安全感还不如一匣子金条来的实在。可以说,这样的心路历程,正反映了作家内心的未能言明的惆怅,女性话语走到今天这一步又该走向何方呢?向前走,是对社会的巨大颠覆,奉行不婚主义,反抗父权社会,追求与男性同等的地位与权利;向后走,又会是回归到家庭主妇的老路上。的确,这个社会需要分工,可问题是男女该如何分工,女性的职责看起来似乎是亘古不可变的,经历了上个世纪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后,女性话语又该何去何从?在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女性主人公往往难以有圆满的结局,而她们笔下的男性又是那样的卑微。在女性角色面前,男性成了被拯救的对象,而女性在追求的路中,也会渐渐的发觉自身所求与这社会不相容。而在当今背景下,女性作家的创作更多的反映是自身困境,不同男性作家对人的关注,女性关注的是女人。无论一个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心理剖析得在透彻入微,也永远无法取代哪怕是代表女性的声音,女性之心声也只能由自己来抒写。自身之困境与外界之变化,交织在一起使得时代风云下的女性文学更像是梦中的独语。女性文学走到今天又该何去何从呢?大部分女性作家的创作,也只是提出了问题,而难以给出答案。女权主义也不仅仅是对男性话语的颠覆,有时更重要的是女性对自身地位的认知。这个过程不会短暂的结束,它的复杂性决定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而不仅仅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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