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_读后感_3500字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_读后感3500字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克潘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不但再现了一部与“欧洲中心论”“东方学”宗旨完全不同的全球史，而且笔锋直指西方元历史观与地缘霸权几百年来配合默契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叙事与论述，从而将全球史的视角从国家、从西方转向两千年来连接欧洲和太平洋、东方和西方之间这块地球运转的中心区域———丝绸之路，强调其网络、通道、联系等动态特征，激发对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的再思考，展望崛起的中国要成为全球领导者应发挥作用的地方。

一、《丝绸之路》独特的全球视角

在这本书里，作者借用现已为人熟知的、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倡的“丝绸之路”称谓，把它变成复数，指代东起太平洋、西联地中海的广阔地带。在第一章概述了丝绸之路的起源后，作者将其后24章的标题也都缀以“路”字，描述沿“路” 地区的各种历史形态及其递嬗直到今天的情形。此书正如它所呈现的那样，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它不仅仅是关于欧洲或西方，也不仅仅是关于俄罗斯或中东，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或印度，它包罗万象；它考察世界的变迁：货物和商品、宗教和信仰、语言和艺术、暴力和疾病；它会关注以前被人忽略的那些方面，试图解释各个国家从古至今的起落兴衰， 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今时代的意义。换言之，作者强调的《丝绸之路》的新，在于其全球视角下纠偏补阙的历史撰述，并希望以此对当今时事的解读有所启迪。它是一部走笔所及如同它描述的地带一样恢弘雄阔的著作，是对狭隘局域观的强力纠偏。它是“一部重心东移的世界史”，随着西方的式微，历史遂需要重写。

的确，《丝绸之路》是全球史、新世界史，研究于近二三十年来异军突起后出现的一部最新力作。其背景是时下的各国高度融合全球化大趋势。由于将‘全球化’视为理解当下的关键因素已蔚为风气，产生回到过去以检视这一进程之历史渊源的要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全球史的兴起“使得史家们用来分析过去的工具已不敷使用；全球化已对社会科学诸领域以及关于社会变迁的主导性叙事构成了根本挑战。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其确立与发展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紧密相连，其二是打着很深的欧洲中心论烙印， 康拉德称之为两大“天生缺陷”。前者把历史学装进了民族国家史这个 “容器”，而后者则“把欧洲的发展放在前面，视欧洲为世界历史的核心推动力”。而新兴的全球史则成为打破“容器”桎梏的一个范式转移，其核心关切是流动和交流，以及超越国境与界线的各个过程，是置现象、事件及过程于全球语境之中的一个历史分析形式。

《丝绸之路》篇幅巨大，以约2500年前的古波斯崛起开篇，紧紧扣住丝路地带的人和事，利用翔实的资料将这个广袤地带及周边的人民生活 、民族交流、世事盛衰及祸福治乱，绘入一幅幅动态的全景式历史画卷，直到我们今天的世界。以此观之，《丝绸之路》一书，不止是教科书式地回应了康拉德的规范性描述——以超越国界、局部地域的全球视角达致历史的再现，而且伴以去欧洲中心化的反复叙事与尖锐论述，从而为全球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最新范例。

二、《丝路》对全球历史的独特再现

在全球史视角下，作者首先再现了丝路地带从波斯帝国以来2000年里作为“地球运转的中心”的历史：帝国盛衰相继，遍布朝圣者、军队、牧人和商贾的足迹，承载货物交易，促进思想交流、撞击与相互借鉴，在撒播繁荣的同时，也上演死亡与暴力、疾病与灾难；而同时期的欧洲腹地始终属于边缘区域，扮演着东望丝路地带参与其财富与兴亡故事的配角。勃兴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攻打波斯，开启地中海东岸、西南亚及北非的“希腊化”时代，是因为他“对无可奉献的欧洲根本不屑一顾：那里没有城市，没有文化，没有荣耀，没有回报。同所有古希腊人一样，对亚历山大来说，文化、思想和机遇 ——以及威胁——统统都来自东方。

本书《丝绸之路》叙事的一大特色：将全球交流史从久远的湮没遗忘中发掘出了它的片片辉煌与生动。

欧洲中心论：“西方政治、文化和道德之辉煌成功的颂歌”；但作者对这种“有缺陷”的、从近代历史赢家的视角看待过去的叙述产生了怀疑。萨义德用 “东方学”一词概括欧洲中心论观念下西方在社会与人文学科诸领域对非西方社会的叙事与论述的统治地位。他将东方学定义“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东方学为支配、重构和君临东方的一种西方方式。所以，东方学的实质是西方霸权与利益的学术阐发与维护。它是地缘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它不仅是对基本的地域划分，同时也是对整个‘利益’系列的详尽阐述——它通过学术发现、语言重构、心理分析、风土与社会描述做出并维持这一阐述；它本身是，而不是表达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世界进行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是控制、操纵甚至吸纳的愿望或意图；它首先是一种论述，在与不同形式的权力进行不均衡交换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并存在于这一交换过程之中。

作者在《丝绸之路》里特意提到“东方学”并加以批判， “一个刺耳和极为负面的观点：将东方视为欠发达、劣于西方”。所以，《丝绸之路》念兹在兹的是摆脱“从近代历史赢家的视角看待过去”的“有缺陷”的写法，以褪祛历史研究中的欧洲光环、颠覆西方范式的历史叙事与论述为己任。 历史被扭曲、利用，以创作这样一个坚持不懈的叙事：西方的崛起不仅浑然天成、势所必然，而且是由来已久、顺势绵延。简言之，地缘政治霸权介入历史叙事，论述重构世界历史。作者这里的解读若合符节的诠释了的“权力—知识关系论”：“权力产生知识、权力与知识直接相互蕴涵、没有一种知识领域的关联建构，就没有权力关系，而不预设并同时建构权力关系，也就没有任何知识。”

启蒙运动与理性时代，向着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进步并非源于一条链接回古代雅典的无形链条，也不是欧洲的自然事态，而是在遥远的各大陆上结出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硕果 。这段揭露性点评超越了以往去欧洲中心化论述的维度，不但佐证了欧洲中心论观念的片面与想当然，更直接颠覆了关于欧洲崛起的因果叙事，而导出了另类论述：西方发家的第一桶金是来自于它对其他大陆的征服与榨取，而与其精心建构的、溯源古雅典的“进步”链条无关。作者非常强调尚武因素对欧洲崛起的助力。“欧洲的战事起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促成了西方的崛起。论及这一时期的欧洲，人们总是说这是一个自由、人权与开明理念取代专制主义的启蒙与理性时代。

虽然学者们一直将文艺复兴时间段称作‘文艺复兴’。但其实根本就不是‘复生’。相反，这是一次‘新兴’，一次‘新生’”。这里，作者一语破的，有力地指出西方主流历史著述打造的是一种权力论述，从而打断了它一直以来自给自足的叙事连续性，解开了史家们耐心有加地打上的绳结。

三、《丝路》对中国复兴的展望

在结语部分，作者提到西方对当前全球发展大趋势的怵惕不宁：“当我们进入一个西方的统治地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都遭遇到压力的时代，前途未卜的感觉令人不安。”他特别指出：“中国与其远近邻国的关系，以及它在全球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都将影响21世纪的世界格局。”

知识考古学称一种论述形成取代另一种论述形成并不是说一个全新对象、阐述、概念与理论选择的整体世界全副武装、井然有序地出现在某一个一劳永逸地安置它的文本之中；而是说一个关系的总体转换发生了，但是这种转换并不一定变更所有的因素；是说陈述改为受制于一些新的形成规则，而不是说所有的对象或概念、所有的陈述或所有的理论选择都消失了。

诚然，现在全世界都对中国的崛起刮目相看，均大权重地将其纳入全球叙事与论述视角；但是，远不是“所有的因素”都因之更改、所有的其他“选择”都已消失，这一点也彰彰明甚。或许，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正是这种“关系的总体转换”以“断裂”形式发生的过程，即历史症结的摊开，以求化解之道的必要环节。也就是一种由一些差异明显的转换加以说明的、介于两个特定的实证性之间的间断性。以此观之，作者在《丝绸之路》一书中所做的视角转换与历史再现，无疑是这一过程中非常值得称道的一部分。《丝绸之路》不但再现了一部与“欧洲中心论”“东方学”宗旨完全不同的全球史，而且笔锋直指西方元历史观与地缘霸权几百年来配合默契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叙事与论述，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