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令十字街84号》_读后感_2200字

《查令十字街84号》_读后感2200字

《查令十字街84号》（84 Charing Cross Road），很早就从《读者》上了解到这本书，在书架上搁了很久，今天一口气就读完了。全书的内容很有限，就是一位伦敦的书店经理弗兰克•德尔和一位纽约的女剧作家海莲•汉弗长达二十年的通信，其间穿插着其他书店同事、弗兰克的家人及邻居、还有海莲朋友的书信及回信。如果说这是一本小说，那么一篇书评就可以把它的内容及细节很好地概括了。但这恰恰是一部现实的书信集，读者必须翻开泛黄的书页，进入到那段岁月，进入到那间旧书店，感受那隽永的情愫和兴味。慢慢看，慢慢读，让书的气味彻底弥散开来。

如今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让人的交流变得迅捷而廉价，这种信息交流的趋势在电报和电话的普及过程中便已初见端倪。然而在信息快速的流动中，人们也普遍感受到某种失落感。晏殊《蝶恋花》：“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秦观《踏莎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尺素传情在今日显然已经落伍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用加标点符号的即时讯息、英文字母的缩写和表情包。我一直对网络聊天有抵触情绪，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语境的交流——日常话语所需要的对话环境、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在这里都不见踪影，只有两个各怀心事的人躲藏在发光的屏幕后面。语言成为了唯一的形式，也因此而暴露了本身的匮乏，充满谜团和冲突，感到难以为继。

类似的情况在书信中却不常见，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传递得很满，慢到有时间让收信人构想好一个语境去接受它。木心《从前慢》：“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这种慢让人的精神和心灵有舒展的空间，让人清醒，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非陷于语言流中、陷于某种不可摆脱的关系和命运中不得自拔。弗兰克和海莲最早的跨洋通信（1949年）需要7—8天才能送达，到了1950年便缩短到4天，之后的通讯断断续续不便统计，还有一些信没有收录，但可以想见的是，信件传递得速度会越来越快，而两人却处于某种原因降低了信件往来的频率。

写信给海莲的人还有很多，她们都对海莲抱有善意、敬意和谢意，但坚持到底的只有弗兰克一人，以至于最后海莲要通过弗兰克才能了解那些曾写信给她的人的下落。塞西莉说他“将回信给您视为他的分内职责”，这固然是因为他将服务顾客作为自己的责任，也因为他与她所共享的一份由书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海莲对书的品味自然不必多说，据弗兰克的妻子诺拉说，弗兰克对书也是大有见地，且乐意与他人共享，因此十分爱读海莲的来信，甚至让诺拉也心存嫉妒。

通过不断的通信，弗兰克与海莲新的距离也在不断被拉近。得益于译者陈建铭翻译的功力，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两人书写风格的变化。弗兰克从一开始拘谨严肃的风格变得越来越活泼，确实是“一个处事严谨同时也很幽默的人”，“在待人处事上更是一位谦冲的君子”。海莲的文字虽然始终带着天真烂漫的憨态，字里行间透露出纯美和灵性，然而也不乏严肃正经的思考。最后，她哀伤地写道：“卖这些好书给我的那个好心人已在几个月前去世了，书店老板马克斯先生也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书店还在那儿，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请代我献上一吻，我亏欠她良多……”

弗兰克对海莲来说绝不仅仅只是一位“好心人”。刚开始她就调侃弗兰克：“可怜的弗兰克，真是难为他了，我老是对他颐指气使的。我只是在打趣，不过就知道他会当真。我一直想要戳穿他那英国式的矜持。要是哪天他得了胃溃疡，都是我害的。”她似乎对他有一种无需多言的信任和默契，他也未曾辜负这份信任和默契。他们就好像站在一条线的两端，抛开外在的不同，越走越近，终于在一点上相遇。可以说，他们具备了成为一对爱侣的精神条件。

然而，我不会说他们之间存在爱情。精神上的强烈吸引不一定指向爱情，弗兰克和海莲的契合只存在于那个由跨洋信件建构起来的时空。当他们从书信中抬起头来，弗兰克看到的是家庭的责任和谋生的艰难，海莲看到的是二战牺牲的挚爱和琐碎而沉重的现实。信件往来的缓慢使他们免于成为激情的奴隶，这既是不幸，也是幸运。试想二人结为夫妻，弗兰克能忍受这位独立自主、个性鲜明的女剧作家吗？海莲又能忍受这位古板拘谨、正经传统的书店经理吗？除了大西洋的阻隔和生活的拮据，两人之间不能相见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除了书以外，海莲信中反复出现的是只有一件——那就是去伦敦。“记得好多年前有个朋友曾经说：人们到了英国，总能瞧见他们想看的。我说，我要去追寻英国文学，他告诉我：就在那儿！”伦敦和纽约是一对矛盾体，二战后的伦敦是文化丰裕而物质匮乏之都，纽约则是物质丰裕而文化匮乏之都。奇怪的是，伦敦的人们努力工作，想要过上物质丰盛的幸福生活；纽约的人们却一心想着伦敦，想到那里去见见那些最可爱的人。其实两座城市都是围城，两座城市都是幻象。海莲的伦敦之旅迟迟未能成行，除了她工作不稳定、不注重理财外，也可能是她对自己的幻想有所洞见。她深怕自己到了伦敦，发现伦敦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她宁愿生活在由书信的想象建构起来的伦敦之中。

事实证明，海莲的担忧是对的。1971年，当她踏上那块魂牵梦绕的土地，凭吊逝去的弗兰克，她所记下的《布鲁姆斯伯里的女公爵》不见她风趣幽默的笔触，显得矫作牵强，“仿佛一位怀春女子二十年后才得见梦中情人，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讨好对方才行，便乱了章法”。人世间有些事物可望而不可及，唯有远观方才是最美。城市如此，恋人又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