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十年典藏版） 读后感

作者：吴晓波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建成？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财经作家吴晓波继续前两部作品的研究主题，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策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集权制度下，权力与商业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更重要的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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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终于读完了《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在这2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多少我曾所知和不知的人物与故事在沉浮中汹涌而来。
中国商人至今没有任何安全感——知道企业做大了都是政府的。这样的恐惧几乎是伴随着中国的政治体制而生。
从春秋时的管仲变法开始，到西汉的桑弘羊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直至今天，政府一直全面控制着重要的生产资料。政府本质上已变成了一个经济组织，与民争利，制度性地压抑着民间工商业。
以此衍生出的经营现状即是几乎所有的民间经济活动都变成了特权经营，从而诞生了承包制这一中国特色的经营方式。
商人极尽能事地钻营各种手段，从政府（官员）手中获取经营特权，而不是想着怎么提高经营效率。因此中国历史上商人一直重复演绎着如下故事：
商人通过获取经营特权致富—投资家族子弟读书、当官，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后者回馈商人，已保既得的荣华富贵—最后，还是逃不过被政府绞杀的宿命。
这种国营经济体制彻底败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法治化，并为官商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穷的寻租空间，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更为可悲的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有产者从来没有在法理和制度层面上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的权利。就在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地球的另一边——西方的公民社会胚胎初成、宪政思想渐成共识，他们重视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并在法理和制度上进行保证，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生以及现代化转型。历史的拐点因此出现，也注定了当全球贸易时代来临时，中国落后挨打的宿命。
我认为，比这种宿命更可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对民族性格的塑造。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秋天，英国第一个官方访华使团前往北京觐见乾隆，途中，他们看到官吏鞭打被逼着为其拉船的民工时，记述到：中国几千年的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反思今日，不免让人脊背发凉。中国企业何去何从？民族复兴何去何从？全在统治者一念之间而已，几千年恒古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