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忧国忧民，为啥宁可选择跳江，而不选择其它的抗争方式呢？

屈原为何最终投江？需要从他一生的轨迹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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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屈原出身很高贵，楚国三大氏族之一，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三大氏族不仅很多人在朝堂上身居高位，掌握大权，而且是楚王的本家。

比方说屈原这一族，是春秋初期，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虽然隔了很多代，但也是实打实的王族后裔。景氏和昭氏差不多也是这么来的。《史记》有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三户，说的就是楚国的屈、景、昭三家。

屈原也很骄傲于自己高贵的血统，《离骚》开篇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帝，一般认为是楚之远祖颛顼之号。

古代这种出身贵族，自身又很有才华的人，往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家国责任感”。就像去年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里李必说的：

屈原也是如此。他有自己的美政理想——“明君贤臣共兴楚国”。他是期盼能够跻身政治舞台，发挥自己才能，实现政治理想的。

同样地，出身王族的这种身份认同，以及深切的家国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基本决定了，屈原只会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楚国。

后世很多人都会说，“以屈原的才能，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建立一份功业，他却白白浪费掉了”，包括司马迁也是这么说的。

但我们仔细想一想，虽说战国大争之世，朝秦暮楚，为别国效力是常事。可商鞅、李斯、范雎等等，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出身还算是比较普通。而一般出身高贵，或是有王族血统的人，即使再不得志，也基本不会到别的国家去出将入相。譬如战国四公子，譬如屈原，譬如韩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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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一开始的仕途是很顺的。

十八九岁时，秦军犯楚境，他组织当地青年奋力抗击，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次年，应楚怀王之召出山入仕；再次年，受到楚怀王的器重，被授予左徒的高官，相当于是副宰相，内政外交一把抓。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这个时候屈原才刚二十出头。

这，大概是屈原这种有志向的贵族子弟，心里最期望的，也是最得意的进入仕途的方式，因为显得姿态高，够好看呀！

同样，这也决定了屈原一生对楚怀王割舍不下的深切感情。不管他受了多大委屈，对楚怀王始终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谊。

毕竟，在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加以重用，给了他一个士大夫所期待的最高荣誉，以及广阔的，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

所谓的“国士待之，国士报之”。楚怀王就是他心中的明君，自己就是那个贤臣，他们要一起实现“明君贤臣共兴楚国”的美政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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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他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了。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给屈原的定调，不得不说，太史公这八个字，实在是精准地勾勒出了屈原的一生。

还是前面所说，像屈原他们这种人，出身高贵，从小就有才华，品格好，而且已经有一定名声了，只要稍微展现出自己的政治才能，就很容易获得进入政坛的契机，且受到重用。但往往，他们也最不懂得政治生态，有意无意中就把自己放到了官僚阶层的对立面。

像屈原，本来出身高贵，才华横溢，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已经惹得许多人红眼了；然后他还品性高洁，不沾染官场的污浊之气，更不懂得收敛锋芒。他行走于官场之中，就像一只骄傲的孔雀，在小人眼里就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关于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书中记载的大致有这么三件事。

一个是“草稿”事件。有次屈原在替楚怀王拟定一个法令，上官大夫靳尚跑过来想看草稿，被拒绝了。这么一件小事，就把靳尚给得罪上了。

靳尚一见楚怀王就进谗言：“大王呀，您瞧屈原这人，实在是太自大了。变法改革明明是因为大王您的英明神武，他不过是帮您打打下手，整个草稿，但屈原这厮，到处跟人说，任何法令的起草和颁布，没有他就不成。这将大王您至于何地呀？”

于是，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他从位高权重的左徒，被贬为三闾大夫这个闲差。

屈原肯定是不能理解的，这种离间之言，英明的国君怎么就听得进去呢？但我们却不得不说，小人们实在是太善于利用人的弱点了。

屈原士大夫的骄傲自持，被他们诋毁成目中无人，自恃功劳才华，不把国君放在眼里。而这，恰恰是历来国君最最忌讳的，可不就轻轻松松地在楚怀王心头扎了一根刺嘛。

第二个是“六百里”事件。秦国张仪向楚怀王许诺，只要楚国和齐国断交，就割地六百里以表诚意。屈原的外交方针是“联齐抗秦”，他力劝怀王秦国狼子野心，不可信。但怀王不听他的，马不停蹄的和齐国断交，结果向秦国索要土地时，张仪却翻脸不认账，说当初许诺的是六里地。楚怀王一怒之下两次兴师伐秦，却都以失败告终。

当然，“六百里”事件的真实性，史学界一直争论很多，认为是牵强附会，不能当真。但我们可以得知的是：屈原是有政治远见和政治才能的，但在朝堂上完全不被采纳。

第三个是“楚王质秦”事件。秦国邀楚怀王赴秦进行和平谈判，屈原力劝不能去，但怀王最终还是去了。刚到秦国就惨遭软禁，三年后死在了秦国。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十几年的仕途生涯中，屈原正确的政治主张得不到伸展，被疏远，被贬官，甚至还被两次流放。

四十三岁的第二次放逐，近20年，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也没回到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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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的屈原，无疑的愤懑的，他心中痛之切之：自己的政治主张明明是正确而有远见的，为什么总也得不到认可？自己一心为楚国、为国君着想，为什么总是被质疑、被排挤？

他当然不认为是国君的问题，自己的问题，而认为是小人们的问题。

所以，他的诗歌中总是以香草、美人来隐喻自身的高洁，对谄媚小人充满了怨愤，而对自己能够始终洁身自好又是充满骄傲的。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此外，就是对家国的无限眷恋：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鸟儿飞出去以后，仍然要回到它生长和栖息的老家；狐狸死在洞外的时候，它的头还要遥对着它所住的山丘。

我此番虽遭受身心巨大的创伤，但对家国的爱与眷恋，永不改变。这是怎样的赤子情怀呀！即便我们隔了千年来看，也不免心头一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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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屈原的投江便不难理解了。

他有一首《渔父》，写自己形容枯槁、心事重重地在沅江边上游荡，恰巧碰到一渔夫，惊奇地问：“您不是三闾大夫么，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

屈原回答：“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

渔父说，“您何不跟随着世道一起变化呢？既然世人都浑浊，那就一起搅泥水、扬浊波；既然世人都迷醉，那就一起吃酒糟、喝大酒，您又何必想太多，还自命清高，让自己落个放逐下场”。

屈原回答：“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他始终在强调自己的洁身自好。

所以，在秦国攻破郢都的时候，他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对楚怀王割舍不下的深切感情，“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高姿态，再也无法实现的“美政”理想，都再也找不到寄托。

于是，“宁葬鱼腹，不染尘埃”便是他最后的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