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被称为一代贤相，为何说魏征是剑走偏锋？

太原晋祠公园里的唐太宗与群臣塑像

大唐贞观年间，魏征的光芒实在太耀眼了，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了另一个人，唐太宗比之以汉初萧何的开国重臣：房玄龄。

房玄龄自晋阳起兵就一直跟随着李世民，“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贞观政要》中说他“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这些都是称赞房玄龄与人为善，宽宏大度，十足的贤相风范。

房玄龄

在这一点上，魏征与房玄龄有很大不同。他无时无刻不在忧虑唐太宗成不了尧舜，更担心唐太宗成了隋炀帝，所以把给皇帝挑毛病、提意见当成了最最重要的事情。

魏征早年参加瓦岗军，后随李密降唐。对于李唐政权来说，他属于半路出家，在夺取革命胜利的过程中并没有立下寸功。一个没有参与打天下的人，却要参与坐天下，如果仅仅是按部就班，引不起皇帝的注意，那基本上就没太大的戏了。

不能不说魏征的眼光是独到的，判断是准确的。

晋州魏征公园里的魏征像

唐太宗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时刻警惕着自己会犯隋炀帝那样的错误，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在朝堂上提起隋炀帝，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大臣们给自己提意见。

“昔关龙逄忠谏而死，朕每痛之。炀帝骄暴而亡，公辈所亲见也。公辈常宜为朕思炀帝之亡，朕常为公辈念关龙逄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关龙逄，夏桀时代为相，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死谏君的忠臣。唐太宗的意思是，你们平时多为我想想隋炀帝是怎么亡的，不要像宇文述、虞世基、裴蕴那些人一样，只会阿谀谄媚；我也多替你们想想关龙逄是怎么死的，不会像夏桀那样听不进真话，残害忠良。

唐太宗李世民

这些话可谓推心置腹。唐太宗要求大家提意见是真诚的，绝非摆摆样子，魏征无疑看准了这一点，他决定剑走偏锋，为别人所不敢为。17年间，魏征给唐太宗提了200多条意见，彻彻底底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忠诤之士的形象，也帮唐太宗树立起了一代明君的形象。

就这样，靠着与最高领导人形成的默契，魏征从群臣中脱颖而出，迎来了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回头来说房玄龄。与魏征不同，他几乎是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休息的人，又是唐太宗的嫡系，基本不存在“剑走偏锋”“脱颖而出”的必要。

或者说恰恰相反。想当年，汉高祖诛杀功臣的事，韩信、彭越被碎尸万段、剁成肉酱，难道只是高祖的罪过吗？其实这话就是唐太宗说的，他训诫的是开国名将尉迟敬德。

“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

尉迟敬德负功自傲，在朝廷举办的一次酒宴上动手打人，惹恼了唐太宗。唐太宗对他撂下重话，让他好自为之，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尉迟害怕了，从此再不敢造次。

尉迟敬德像

唐太宗的重话应该不是说给尉迟一个人听的，房玄龄心里同样咯噔了一下。他越发明白，务必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务必继续艰苦奋斗，归结成一句话，就是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以他这许多年的经历，知道李世民这样一位英明领袖，必不至于像隋炀帝那般糊涂。所以只需维护好核心，尽心尽力把事情办好，其他就无须再多嘴了。

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房玄龄非常注意维护唐太宗的权威，能够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就算提意见，也特别讲求分寸，讲求得体。能称得上“犯颜直谏”的，恐怕也只有临终前的那一次，他抱病上表，力谏唐太宗停止征伐高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群臣莫敢谏”，他觉得自己再不站出来说话，死了都要承担责任。

唐太宗曾言：“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业。贞观以来，绳愆纠缪，魏征之功也。”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但言语之间似乎更强调了魏征的功劳。

这也难怪，唐太宗对房玄龄是一百个放心，用不着表扬。而魏征则像一名医术高超的郎中，他号准了皇帝的脉，渐次走上朝廷前台，成了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