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给我洗礼，带上你的妹妹和财宝！”

摘要：在俄罗斯史书中，“罗斯受洗”成了纯粹的对东正教“文化和文明”的歌颂，成了对欧洲先进的礼赞，而忽略或回避了“罗斯受洗”的外交因素，也即弗拉基米尔大公在黑海西岸，以希腊为中心的势力扩张和对新土地诉求。

闻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97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执政基辅。基辅公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一是，弗拉基米尔大公通过与希腊皇帝的“结盟”，将罗斯的势力扩展到了黑海的西边，深入到了多瑙河的下游地区；二是，这位曾虔诚崇奉原始膜拜的大公以接受东正教的洗礼为名，将罗斯推进到了“欧洲国家及其文明”的圈中。

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了罗斯公国的一个标杆，一个在当时的欧洲舞台上显示强力，并在有了能对他国他族说出更有分量的“不”的“强公”标杆。在这根标杆树立的过程中，988年的“罗斯洗礼”成了始点、基点和核心。

所以，罗斯的后人们一直将这个洗礼视为是“俄罗斯文化的始点”，“俄罗斯文明的渊源”。也就是说，俄罗斯人自己通过这种说法，将国家的发展进程描述成了两个部分，前者是“崇奉原始膜拜”的野蛮人，后者是进入“文明、文化世界”、“开创俄罗斯文化、文明”的欧洲的一分子。所以，这位大公成了这个国家的“亲爱的红太阳”，“功德等同于圣徒的大公”“圣弗拉基米尔”。

俄国史学著作中的插页：《弗拉基米尔大公——亲爱的红太阳》

于是，“俄国受洗”成了这个国家法定的历史。在俄罗斯史书中，“罗斯受洗”成了纯粹的对东正教“文化和文明”的歌颂，成了对欧洲先进的礼赞，而忽略或回避了“罗斯受洗”的外交因素，也即弗拉基米尔大公在黑海西岸，以希腊为中心的势力扩张和对新土地诉求。

这时，罗斯与希腊的关系，已在交恶与善待、战与和的进程中经历了好几番折腾。他祖父和父亲留给他的与希腊的外交遗产，虽然都是在“要与希腊世代友好”的美言之下的承诺，但是罗斯与希腊之间的和约有个基本的特点，基本上是在罗斯的武力下签署的，但又并不绝对有利于罗斯。尤其是他父亲斯维雅托斯拉夫留给他的罗斯与希腊的和约，更像是一份战败求降书。

这令弗拉基米尔大公深感不安，更让他不时心惊的是，此时的希腊皇帝巴西尔二世，正在力图平息国内对帝位的争夺，以及由此引起的内乱。当巴西尔二世以东正教为旗帜，力图振兴拜占庭帝国时，弗拉基米尔大公在扩张罗斯的领土，和强化对黑海西岸以及远至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占领方面，也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对待势如洪水猛兽的希腊东正教。

拜占庭帝国皇帝巴西尔二世

弗拉基米尔大公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西方，在信仰和权益问题上，有波兰的对抗；东南方向，有佩切涅格等族人频繁的奔袭；西南部，尴尬和窘境是，有与希腊争夺多瑙河下游沿岸和染指巴尔干半岛土地所引起的战争与“和谈”。

对于基辅公国来讲，那个时期的佩切涅格人和黑海西部的希腊、保加利亚等，都同属于“外邦”，所以，俄国、苏联和俄罗斯的史书都把罗斯与他们的关系列入“外交史”篇。

在斯维雅托斯拉夫与拜占庭的战争中，罗斯丧失了向黑海西部扩张的土地，把多瑙河下游还给了保加利亚。弗拉基米尔接受的父亲的遗产是：“我永不图谋贵国，无论是希腊治下的土地、赫尔松的土地以及那里的所有城镇，还是保加利亚的土地。如果有谁图谋贵国，我就将是他的敌人并将与之战斗。”

然而，弗拉基米尔并不甘于受这种遗产的束缚，困于佩切涅格人和希腊人之间。黑海的广阔和拜占庭的权势与财富，佩切涅格等族人所栖息的“蛮荒草原”和第聂伯河及伏尔加河下游的丰饶，对这位强势大公有着魔力般的吸引力。

大公的决策是，既要荡平佩切涅格人的奔袭，将“蛮荒草原”归为罗斯，又欲将在他父亲时期丧失的黑海西部的土地重新囊入自己的疆土，把希腊的气焰打下去，让自己的权势重新回归多瑙河下游地区。他开始沿佩切涅格等族人生活的“蛮荒草原”与罗斯相接的边界地区，即沿着杰斯纳河、奥肖特尔河、苏拉河和斯图格纳河，修建了一系列碉堡工事，以保证罗斯可以征讨这些族人并将他们的土地归属罗斯。

根据《往年记事》的记载，在980-984年之间，弗拉基米尔先是摆平了与波兰的争议，随后征讨了利亚赫人、维亚迪奇人、雅特维亚吉人和拉迪米奇人。这些征讨的结果都一样：弗拉基米尔大公对于被征服者的处置都是个“不”字：命运不可更改，地位不可更改——向罗斯纳贡、服苦役，甚至部分土地被罗斯夺走。

985年，弗拉基米尔率兵征讨保加尔。保加尔位于伏尔加河中段的重要支流奥卡河的两岸，是与欧洲国家来往的中心之地。征讨的目的有三：将罗斯的土地向东南方向扩移；更为重要的是，保证罗斯向欧洲的道路不被切断，以强化罗斯在黑海西岸土地上势力的增强和控制范围的扩大；保证罗斯有通向里海之路。

征讨的结果，保加尔败北，与罗斯签订了“对双方有利的”政治和商贸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保加尔依然存在，它只是在大公的高压下，“同意”将维亚迪奇人的土地归属罗斯，并且给罗斯商人提供“通往东方和能到达自己的市场的自由之路”。

在这些征讨中，弗拉基米尔碰到一个新问题：信仰的选择问题。

当时，崇奉原始膜拜的罗斯，被四周不同的信仰所包围：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希腊东正教），当然还有佩切涅格等族人的原始膜拜。随之，各种宗教及其文化逐渐深刻影响罗斯。

当弗拉基米尔将扩展罗斯的势力定向在希腊及其周边土地上时，对信仰的选择就成了这位大公的首务。因为，一方面，希腊东正教对罗斯的深刻且不断强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罗斯东南方和南方的原始膜拜，与基辅是一样的，根深蒂固，与东正教影响深入扩展的冲突愈益激烈。

而这时的希腊皇帝巴西尔二世并不是个弱君。尽管他面临家族内部和权贵阶层的挑战，但是，他正试图重振帝国雄势，以与罗斯打打和和为手段，以东正教文明逐渐侵蚀罗斯多神膜拜传统，不断扩大东正教对罗斯大公的影响。

希腊古籍中的巴西尔二世像

当代世俗画家笔下的巴西尔二世画像

罗斯与希腊的关系，演变成了以东正教为中心的外交争斗，对双方来说，“罗斯洗礼”就成了这种争斗的核心和须臾不可迟缓的大事。希腊借内争为名，请求大公军力支援。弗拉基米尔的大军驰援稳定了巴西尔二世的皇权，双方达成了希腊皇帝嫁妹，罗斯大公受洗的协议。

对于弗拉基米尔来说，接受东正教的洗礼是一次极佳的机会，既可进一步确保罗斯商路和商人的利益，又能强化和扩大罗斯在希腊这一地区的势力。事实上，在80多年来的“罗斯-拜占庭战争”中，已有不少罗斯商人叛离原始众神，成了东正教徒，而在大公阶层中，自从奥莉娅女大公接受了东正教洗礼后，也已有不少权贵人士放弃了多神信仰，皈依东正教。因此，作为希腊的“盟友”，作为履行了父亲在和约中的“如果有谁图谋贵国，我就将是他的敌人并将与之战斗”这一承诺的忠实继承人，弗拉基米尔就有了说“不”的强权。

大公说：“我要改信你们的教！”皇帝说：“不行！我们的妹妹不嫁膜拜神的人！”大公说：“不！你们非嫁不可！”皇帝说：“要娶，就来希腊接受洗礼！”大公说：“请在赫尔松给我洗礼，带上你的妹妹和财宝一起来！”

于是，罗斯的“赫尔松洗礼”成了一则神话，一个独具罗斯特色的传奇。

在罗斯与希腊商谈大公接受东正教洗礼的进程中，弗拉基米尔于988年发动了一场新的“罗斯-拜占庭战争”——攻占希腊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属地赫尔松，其目的显然是要用武力迫使希腊皇帝作出决定，不再对大公说：“不！不嫁！不洗！”大公切断了水源，最后迫使赫尔松人投降。于是，这时并不想打仗的希腊皇帝，不得不同意给大公洗礼。

《拉季维尔编年史》中的木刻画：《弗拉基米尔征战赫尔松》

画家尼·勒里希的画作：《弗拉基米尔征战赫尔松》

史籍中的画作：《围攻赫尔松》

希腊皇帝最后作出这样的决定，其担心正如《往年记事》所记载的他对妹妹的劝语：“嫁给他吧，你能使我们国家免遭战乱。你不是没有看见，罗斯人给希腊带来了多少的灾难。你要是不嫁，他们就会在我们这里为非作歹，就像在赫尔松那样。”皇帝不再说“不”，而是将妹妹安娜和大量财宝的“陪嫁”送到了赫尔松。安娜的神甫和赫尔松的主教为弗拉基米尔做了洗礼。

维·米·瓦斯涅佐夫：《弗拉基米尔受洗》

这场以婚礼为主体的“罗斯洗礼”，是在战争的背景下，在罗斯武力干预下进行的，不是什么“和亲”举动，更谈不上是罗斯与希腊“和平友好”的新时期。这次，弗拉基米尔大公为父亲出了一口怨气，终于摆脱了斯维雅托斯拉夫对希腊皇帝的承诺：“我永不图谋贵国，无论是希腊治下的土地、赫尔松的土地以及那里的所有城镇，还是保加利亚的土地”，以武力占领了赫尔松。

弗拉基米尔是个有着巧妙外交技巧的大公，在接受了洗礼和与安娜成婚，准备浩浩荡荡胜利返回基辅时，竟然把赫尔松还给了希腊。他说：“赫尔松还是希腊的，算是我的彩礼吧！”

其实，这位大公明白：赫尔松近在咫尺，取之容易，弃之再夺也是易如反掌，何况，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已经非日夕所积了，希腊几代皇帝对罗斯在赫尔松的扩张早就耿耿于怀，心惊难眠了。弗拉基米尔大公打出了一张漂亮的外交大牌。

古籍中的插画：弗拉基米尔和安娜。弗拉基米尔说：“我把赫尔松作为彩礼还给你了，皇帝！”图中大公手中的教堂叫“拾一教堂”，是他接受洗礼后在赫尔松建造的第一座希腊式教堂，它成了大公征战赫尔松的标志

俄国的史书一直把赫尔松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说成是“罗斯受洗”，称“罗斯受洗”是俄国文化的源泉，俄国文明的起始，也自诩为罗斯从原始蛮荒进入欧洲文明的历史转折点。

关于“罗斯洗礼”，无论它的时间与地点，数百年来，俄国的、苏联的、俄罗斯的史书都有着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与相应的阐述。局外人一时难以搞清楚，但有两点似乎是不可忽视的。

一是，随着“罗斯受洗”，源自留里克族的瓦良格大公、贵族、商人、士兵，加快了与当地部族、外邦族人的混血过程，一个以“联姻”、“和亲”、“嫁娶”为中心的新民族形成过程，在加速推进。而弗拉基米尔大公这样的公国领导人的倡导，则起了加速再加速的作用。

就拿弗拉基米尔大公来说，据《往年记事》记载，大公本人就不是纯血统的“瓦良格人”或“斯拉夫人”，而他数以百计的妻妾中，就有希腊人、保加尔人，捷克人，以及各“奔袭”部族的人。1015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死于征战途中，继承大公位的斯维雅托波尔克，就是他与希腊女人所生的儿子。所以，“纯斯拉夫人”应该是个存疑的大问题。

二是，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受洗被演绎成“罗斯受洗”。事实上，弗拉基米尔大公之后，罗斯各地区的“洗礼”受到了当地依然崇奉原始膜拜居民的激烈反抗，甚至爆发过声势浩大的起义。俄国真正成为信奉东正教的国家，是经过了百年以上的艰苦拼搏的，不仅有“格瓦斯加蜂蜜”，也有“风霜雨雪严相逼”。在这种信仰的选择之中，罗斯土地上多神膜拜的道德、规矩、习俗，是随着东正教的传播，植根并溶于这种新信仰之中的。

M.尚科夫：《罗斯受洗》

弗拉基米尔大公是基辅罗斯发展高峰期的一位强君。他死后，其子孙们频繁残酷内讧，相互残杀，公国逐渐涣散，虽也曾出现过试图“中兴”的大公，但是，佩切涅格人的奔袭对罗斯造成的危害与伤痛，还要延续一段时间。罗斯也自认为进入了欧洲发展的轨道，但东正教的传播和立为国教的艰难，以及难以清除的原始多神膜拜传统，使罗斯终未能真正融于东正教带来的欧洲文化和文明的洪流之中，并一直徘徊于东西文化和文明之间。弗拉基米尔大公所取得的外交胜利，并未使罗斯真正走近多瑙河，更不用说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了。

俄国东正教圣象画中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神圣庄严

在世俗画家的笔下，弗拉基米尔大公尽管手托“拾一教堂”，但神情忧郁，似乎对罗斯的前途心事重重

希腊，还有多瑙河沿岸的国家，并没有因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就把罗斯看成是等同于自己的文明之邦了。但罗斯大公们却认为，他们已经走出黑海，跨进了欧洲国家之列：罗斯是欧洲国家了。之后，蒙古人入侵，罗斯解体，但这个遗产不灭，罗斯、俄国、俄罗斯是欧洲国家的观念，千年不衰。时至今日，弗拉基米尔大公依然是俄罗斯的“亲爱的红太阳”。

新俄罗斯建立的，耸立在俄罗斯政府官员上下班进出的波罗维茨门前的巨大的弗拉基米尔大公雕像（摄影/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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